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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生代农民工跨越城乡鸿沟【新资讯】

发布时间:2019-10-17 17:01:47 阅读: 来源:核桃厂家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新生代农民工”提法纳入中央正式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些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以上。

当“1号”和“1亿”这两个有分量的数量词碰撞到一起时,人们的目光便开始向这个年轻的群体聚焦。

缺乏土地依恋 认同城市生活

“在村里呆不下去。即使自己家人不说什么,村里的老人们也会指指点点,说一个大小伙子,整天窝在家里没出息。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在北京一家印刷厂做工的王小帅一脸苦笑,“再说,我也不可能就留在家里务农,家里地不多,根本用不着我干,村里年轻人该上学的都上学去了,该打工的都打工去了,基本没剩什么同龄人。无论听别人说还是从电视上看,城里都带着一种吸引力,我一直都想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从王小帅身上我们能够感知,上亿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走出农村大地的。

跟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跟父辈一样还是农民身份,但他们手上没有务农留下的老茧。“我们这一代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们从小就读书,不让他们干农活,所以他们对农活门道儿一点不懂。”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建工城建市政一公司路面工程处农工班班长康厚明深知子代与他们的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一跨出校门便进入城市打工,因此他们缺乏对乡土的依恋,许多人不愿再回到田间。李冬妮委员说:“对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虽然他们的故乡依然是农村,但这个故乡在自己精神世界里越来越远,只停留在逢年过节的探亲之中。”丁克美代表是湖北省仙桃市剅河镇黄桥村党支部书记,她介绍说,村里面的年轻人极少有打工后又转回来务农的,“回来怎么生存?一个人一亩多地。”另一方面,城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五光十色的生活、潜在的发展机遇、方便的上网条件、酒吧、卡拉OK等新潮的娱乐方式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不甘寂寞的年轻一代。也正因为如此,郗杰英委员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贡献在城市,保障靠农村;年轻在城市、养老回农村”是多年来中国农民工城乡“候鸟”式生活的真实写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崛起的“新生代农民工”似乎不愿意再作一只“候鸟”,而是更愿意将城市作为永久的栖息之地。

权利意识觉醒 职业期望值高

很多农民向康厚明代表反映,他们的子女在外打工工作还很不稳定,在一个地方打工半年就算时间长的,很多年轻人打工两三年不仅没有一分钱存款。康厚明代表说:“这里有工资普遍偏低、工作太苦太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做的原因,也有工资高的岗位技能要求高,他们又无法胜任的原因。”

王小帅刚到北京时并不是在现在就职的工厂里面整天用计算机工作,而是在海淀区的一处建筑工地做电工。“由于我刚来时什么都不会,只能做小工,每天早晨六点半就起来,一般要忙到晚上六七点钟。整日蓬头垢面,衣服也是在铁管上蹭来蹭去满是铁锈,吃得也不好。”2004年,他到技校学习了一年计算机应用知识,有幸被介绍到现在的单位。“我觉得知识太重要了,现在边工作边读成人高考的大专,我学完这个大专学历后,还想读自考本科……”王小帅说。

郗杰英委员说:“新生代农民工倾向选择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而且继续学习和再发展的愿望比较强烈。上一代农民工肩负养育孩子的重任,大多不计劳苦,愿意选择收入较高的工作。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更年轻、文化程度更高、见识也更广,他们心中的目标也远不止打工挣钱这么简单。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更多的知识,为日后融入城市做准备。”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分布开始由繁重的体力劳动岗位向其他领域扩展,整体就业质量正在不断提高。郗杰英委员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农民工人数的持续增长,使新岗位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文化素质较第一代农民工高、求职期望也更高。“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他们绝大多数外出前不掌握必要的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的基本规范,所以,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产业,并逐渐成为从业人员主体。”

有关专家认为,就身处环境而言,上一代农民工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薪酬可被尽量压低的年代,因为没什么选择,不能不忍辱负重;而新生代农民工处在当前劳动力“有限过剩”、薪酬理应适时提高的年代,他们有了相对大的选择空间。就行为特征而言,有别于父辈的“生存型、节约型、单身型”,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发展型、消费性和家庭型”务工方式,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并转换身份的意愿更强。

渴望获得尊重 追求平等待遇

郗杰英委员说,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经济压力逐渐变小,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中的发展层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工作的社会地位和人文环境更加注重,在择业时更强调获得尊重。据有关调查显示,有78.6%的青年农民工认为“尊重比收入更重要”。上一代农民工选择工作更为注重收入高、工作的稳定以及基本的社会保险,而新生代农民把自己的人格看得更重。如果老板人品太差或者对自己不好,有60.8%的青年农民工会毫不犹豫地“抬腿走人”,不看老板脸色行事。

部分青年农民工的权益诉求,已开始由单纯的经济利益诉求向社会公平权益诉求转变。一些案例表明,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工不仅关心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日益关注社会公平及自己的社会地位,一些农民工甚至关注民主政治权利,“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权益意识在全面觉醒。”郗杰英说道。

王小帅告诉记者,虽然别人从着装上已经看不出他的农民工身份,但他觉得种种限制让他始终融入不了这座城市,其中不公平感给他的打击最大。“就拿去年甲流来说,甲流疫苗开始接种时,只针对有北京市户口的,虽然说我根本就没打算要去接种,但这种做法让不少像我这样的农民工很是伤心。我有时想,我们这么努力地给这座城市创造财富,而城市却把我们排斥在外,让人感到很委屈。”

警惕“城市二元”消除体制樊篱

“一年之中我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一个月,有时回家去,发现好多人都不认识,家里的人情世故也都淡漠了。而经常工作的城市,自己认为很亲近,但又觉得难以融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飘着的。”农村回不去,城市难安家,王小帅道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的尴尬与困惑。

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具有迫切的“融城”愿望,但现实社会的制度门槛、政策限制让他们感到迷茫,实际生活与他们的心理预期相去甚远,“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缺乏归属感的庞大人群,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同时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左焕琛委员说,“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农民工问题,采取了一系列保障和改善农民工权益状况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还不尽如人意,各种隐性的歧视、社会环境的差异和心理需求上的缺失都让农民工及其子女无法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生活。”这不仅让人担忧,一个新的二元结构是否正在城市中形成?

江香梅代表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户籍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住房、就业、社会保障、权益维护、子女入学等问题,都是新生代农民工必须面对的困难。”正因为如此,新生代农民工还有许多期盼。左焕琛委员说:“他们期盼利益表达机制和实现机制能够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管理制度能建立,就业培训能阳光普照,能得到真正的社会保障,孩子能真正走进公办学校,彻底消灭拖欠工资现象……”

有知识、有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将为中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大的劳动力支撑,他们势必会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潜在人群和重要推动力量。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已经习惯并接受了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关调查显示,只有20%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想尽早回到农村家中,而剩下的大多数选择留在打工城市里继续生活,或者流露出想留在城市里的愿望。

户口之惑何时不再有

虽然不务农,是城市工人,但户口本上还清楚地界定着他们的农民身份,这对于还有乡土情怀的上一代农民工来说尚可接受,但对于从校门出来就务工的新生代来说,却是不愿承认却又不得不承认的尴尬事。

“户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户籍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住房、就业、社会保障、权益维护、子女入学等问题,都是新生代农民工必须面对的困难。”江香梅代表说。

郗杰英委员也认为,户籍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最重要的障碍。同时他担心,由于客观上不甚理想的工作条件和生存环境,再加上因为户籍而引发的教育、住房、养老和医疗等问题,将会使他们产生很大的挫败感和不公平感,甚至会引起一些人对城里人和社会的仇视,从而引发犯罪等社会问题。

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之分成为我国城乡二元化结构的一个标志,也一直为人所诟病。但是这个制度性的门槛着实不好跨越。“一个户籍制度捆绑的利益太大、太复杂了!”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一语道出了户籍制度改革最困难的地方。他说,“户籍制度在城市捆绑了养老、医保、教育、就业、住房等利益;在农村捆绑着宅基地、承包地、林权、林业用地等利益。”

“进了城的农民如果在城市得不到城市户籍的利益,回到家又要失去农村户口捆绑的利益。要城市完全无条件给予进城农民工城市户籍捆绑的资源,城市也负担不起。”黄奇帆说。

同等待遇怎样早日实现

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生活在城市里却又游离之外的庞大群体,因为没有“市民”的身份,除了要面临来自户籍身份的困惑和尴尬外,更在现实中遭遇很多制度樊篱。那些附着于市民头衔之下的住房、医疗、求学、就业等福利,对于他们来说都遥不可及。同在一个城市,常年进城务工的农民与城镇居民巨大的待遇“鸿沟”,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持续呼吁的焦点问题。

“现在,城市的建设和运转已经离不开这群人,他们与城市已融为一体,那么,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也要更快更多地覆盖到他们。”郗杰英委员说。

王平委员说,“如果不能将农民工彻底市民化、职工化,城镇化就是一句空话。建议地方政府建立农民工管理服务中心,整合现有人社、公安、城建、卫生、安监、工会等部门和单位的职能,为农民工提供咨询、参保、维权、入会等多种服务。”

在目前十分棘手的住房问题上,郗杰英委员更希望政府从城市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着眼,为农民工提供廉租住房。一些城市也曾兴建了农民工公寓,但由于农民工无法负担租金、交通成本过高、照看子女等因素,这些尝试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加大投入,从农民工的实际出发,探索一条更有针对性的路子。”

现在很多企业在用农民工时,工资上同工不同酬、保障上同工不同保、教育上同工不同等、安全上同工不同安、政治上同工不同权的情况普遍存在。龚立群委员说:“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首先要实现同工同酬,让农民工挺起腰板。”

厉以宁委员认为,和上世纪90年代的农民工相比,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对福利待遇、住宿条件、工资水平等方面的要求有了很大提高。直接后果是,正规大厂正常招工,而许多原本依靠廉价工资求得市场生存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如今面临招工难。

为此梅兴保委员建议“招工企业多借鉴吸收国营企业的很多优势,譬如劳动合同法实施规范,福利待遇比较完善,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农民工工资随企业效益增长的机制。”

在失业保障方面,王平委员建议在大中城市里建立“以劳代赈”制度,使那些暂时失业的农民工能够通过政府或社会提供“公共劳动”找到饭吃。同时将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体系,使他们在失业后的过渡期获得基本生活保障。此外,扩大城镇公共社会救助覆盖范围,使农民工失业后遇到特殊困难能及时获得帮助。

“分阶段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区分农民工不同群体,实行不同的社会保障办法,将农民工当前最需要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作为重点保障,合理设计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在坚持统一标准、公平负担、城乡衔接、全国续转原则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作。”王平委员说道。

技能和素质如何提升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解决好他们的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社保问题,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素质提升问题,以逐步达到他们市民化的目标。”常德传代表说,“从今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趋势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农化和产业工人化及其整体素质的提高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健康发展及其升级的基本条件。特别是中国要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升级为制造业强国,更取决于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因此,搞好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与改革户籍制度、让他们融入城市、安居乐业是相辅相成的。”

朱建民委员认为,近几年“阳光工程”、“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等针对农民工培训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仍有一些培训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际效果并不好,主要原因是培训资源分散,缺乏就业指导。所以必须大力开展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农民工技能培训。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各类职业培训学校要调整专业结构,强化条件建设,提高培训质量。政府应该将农民工就业培训纳入民生工程,并由目前的二、三产业就业培训拓宽到一、二、三产业。

王平委员建议,一是整合培训教育资源,发挥现有资源效益,形成比较完善的就业培训体系。二是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支持力度,解决地方培训资金严重匮乏问题。三是重视和解决农民工就业或转岗后再培训,落实再培训补贴资金,取消农民工异地培训补贴身份界限,实行异地培训资金省级结算。企业要比照在岗职工标准,从成本中提取教育培训经费,用于以提高农民工技能为目的的岗位培训,使他们成为科技文化素质较高、熟练掌握一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真正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除了技能培训外,常德传代表认为:“还应该注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素质提升和心理健康教育。由于年龄偏小,新生代农民工容易出现价值体系的混乱和选择的偏差。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和困惑加重,身份认同的困惑进一步加深,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人生规划和心理调节。因此基层组织和企业党团需要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和心理健康的关注,着力提升他们的政治素质和健康从业指数,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和谐推进。”

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的尴尬,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新难题。随着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相信政府必将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破诸多障碍。也相信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既是积极的推动者,也将是最大的获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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